10年前,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委员会珊瑚礁专业委员会召开2016年度会议之际,我们基于我国对南海珊瑚岛礁的现实需求和珊瑚礁研究领域人才短缺的困境,适时提出了“迎接我国珊瑚礁学科发展的春天”
[1],并在《热带地理》组织了关于珊瑚礁研究的专辑。10年来,我国珊瑚礁的研究队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关于南海珊瑚礁的科研项目、学术论文等均呈爆发式增长;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南海珊瑚礁的研究和教学,在越来越多的学术会议上能听到关于南海珊瑚礁的研究报告;关于珊瑚礁的科普视频、公众号也不断涌现,广泛传播。这一切均推动着我国珊瑚礁学科的快速发展。
在《海洋学研究》关于珊瑚礁研究的专辑正式刊出之际,我们也希望能达到10年前《热带地理》珊瑚礁专辑的效果,促进我国珊瑚礁研究跃向新的高度。此专辑共收录16篇论文,包括珊瑚礁的生物、地质、环境、工程等多个方面。虽然很难说这些论文就能够代表目前我国珊瑚礁研究的水平,但本专辑涵盖的多方面研究主题恰好反映了我国珊瑚礁研究的现状,即多单位、多团队、多角度研究南海珊瑚礁。相信持续研究必将使我国对南海珊瑚礁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珊瑚礁学科也会得到更系统的发展。在此感谢各位作者对本专辑的贡献!
珊瑚礁广受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广大民众关注珊瑚礁多是因为其漂亮,能够提供视觉和情绪价值,能够提供生态旅游等精神层面的享受,全球约30%的珊瑚礁具有生态旅游价值,每年接待约7 000万游客,旅游总价值约为360亿美元(单位价值中位数为48 000美元·km
-2·a
-1),占全球珊瑚礁国家旅游总价值的9%以上
[2];而专业人员关注珊瑚礁则主要是因为其特殊的重要性,《珊瑚礁科学概论》
[3]一书已经对珊瑚礁的重要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被喻为“蓝色沙漠中的绿洲”和“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的珊瑚礁,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它以约0.5%的海洋面积支撑了25%以上海洋生物的生存
[4];珊瑚礁区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和矿产资源,健康的珊瑚礁每年每平方千米产鱼35 t,全球约10%的经济鱼类来源于珊瑚礁区
[5];此外,珊瑚礁还具有防浪护岸、优化环境、科研科普等众多功能。
更重要的是,耸立于上千米水深处的珊瑚礁是茫茫大海中极其宝贵的陆地国土,不少太平洋、印度洋岛国完全由珊瑚礁构成。星罗棋布于南海的南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东沙群岛等南海诸岛也基本上是由珊瑚礁构成,这些珊瑚岛礁及其所支撑的军事、渔政基地对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南海珊瑚礁对我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特别是,南海是我国海洋的主体,约占我国海洋面积的70%,而珊瑚礁是南海最为重要的地质、地貌和生态实体之一。因此,建设海洋强国必须高度重视南海珊瑚礁,必须在全面、准确认识这一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规划和可持续利用,因为珊瑚礁是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当前气候变暖引起的珊瑚白化等问题正威胁着全球珊瑚礁的生态安全。
珊瑚礁的生态状况决定珊瑚岛礁陆地国土的安全,但很少人关注或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于陆地地质体,突兀于上千米水深处的珊瑚礁,完全是由以珊瑚为主的钙质生物不断生长、钙化、堆积、胶结而形成的地质体,是生物造礁与生物侵蚀、海浪侵蚀、海水溶解、海平面变化等之间动态平衡的产物。只有在珊瑚礁生态健康的状况下,珊瑚等钙质生物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碳酸钙,珊瑚礁地质体才会逐渐增高、增大,才会稳定;如果珊瑚礁退化,导致珊瑚等钙质生物生长产生的碳酸钙总量小于被侵蚀、溶蚀的碳酸钙量,或珊瑚礁的发育跟不上海平面上升的幅度,珊瑚礁就会逐渐萎缩、垮塌、淹没。特别是在现代全球变暖、海水酸化、风暴潮加剧、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珊瑚礁面临侵蚀、垮塌、萎缩、淹没的风险大幅度增加。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珊瑚礁独特的海(海洋)-陆(岛屿陆地)-空(大气)三维结构,使之与一系列学科如生物、生态、地质、地理、环境、工程、遥感、大气、考古、药学等密切相关,且彼此之间密切关联,因此珊瑚礁能自成学科体系——珊瑚礁系统科学,能够有效支撑海洋科学多学科方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并且,发现、开发和管理珊瑚岛礁的历史中常常伴随着极具爱国主义色彩的经典事例,因此也是思政课程的天然教材。过去十多年来,广西大学海洋学院以珊瑚礁为特色载体建立起来的本科生、研究生培养体系,很好地支撑了其海洋学科的建设,培养了一批不同学科方向但都具备南海珊瑚岛礁知识的海洋人才。
正是因为珊瑚礁极其重要、极其脆弱、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随着全球变化而不断出现新的生态现象,因此备受关注,一直是被广泛追踪的前沿、热点科学问题。比如,众所周知的珊瑚白化(珊瑚失去五彩缤纷的颜色而变成白色的生态现象),被认为是导致全球珊瑚礁生态系统快速退化的最主要原因,但对这一生态现象的关注却仅始于1983年
[6],它与全球变暖、海水酸化以及珊瑚共生功能体组成等一系列外在、内在因素密切相关,又导致生态退化、资源衰竭、岛礁失稳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都有着深入的探索空间。珊瑚礁的其他现象如成岩作用、喀斯特地貌、生态相变、色彩多样性、结构不均一等也一样,无不蕴藏着无尽的奥秘,因此珊瑚礁是理想的科学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与珊瑚礁相关的科学前沿、热点问题通常也与服务国家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因此珊瑚礁的科学研究是科学前沿与国家需求的密切关联体。
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南海珊瑚礁研究在服务国家南海战略的同时,也从系统的角度在珊瑚礁不同方面的前沿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正逐步充实、完善和提升我国的珊瑚礁系统科学。
宏观生态研究初步揭示了南海珊瑚礁的生态过程及其驱动机制。与过去的研究相比,近年来的研究正逐步扩展到整个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更加关注多样化、系统化的生态指标,更加关注生态现象背后的驱动机制,更加关注模式模型在生态数据中的应用。与全球一样,过去几十年来南海珊瑚礁区的活珊瑚覆盖度、碳循环调节能力、生境复杂度与食物网稳定性等均呈现下降趋势,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发生多层级重构
[7]。研究揭示,南海珊瑚礁的退化并非单一高温胁迫所致,而是由气候变暖(包括热浪)、陆源物质输入、大气物质沉降、长棘海星暴发、海洋动力过程及人类活动干扰等多因素共同驱动;在局部海域,过度捕捞、营养盐输入和沿海城市化等人为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气候因素对珊瑚礁造成的影响。例如,针对南海130个珊瑚礁的食物网分析表明:升温与营养输入共同塑造了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食物网结构;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通过非线性交互作用,影响珊瑚礁生态系统食物网的复杂性与稳定性
[8]。此外,对珊瑚礁区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组成的研究表明:活珊瑚底质有助于维持群落结构稳定,而大型藻类底质的生态功能不稳定,难以维持稳定的群落结构
[9];不仅如此,大型藻类扩张正导致部分区域出现生态相变的风险
[10]。尽管承受多重压力,南海珊瑚礁仍表现出一定的生态韧性。例如南沙群岛珊瑚礁在经历厄尔尼诺事件后,多项生态功能指标逐步回升
[11],其恢复过程受外部压力缓解与关键功能群维持共同约束。
在生态灾害的快速监测和预警方面,研究者构建了长棘海星(crown-of-thorns starfish,
Acanthaster)的环境DNA(eDNA)生物传感平台。长棘海星被称为“珊瑚杀手”,是珊瑚的天敌,具有超强的繁殖和存活能力,一旦大面积暴发,则会对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生态灾害。研究者利用eDNA 对物种的高灵敏指征特性,结合电化学生物传感技术的便捷、高效、低成本和高特异性的优势,构建了长棘海星eDNA生物传感平台,并验证了该平台的检测准确性,可为实现长棘海星的实时快速检测、示踪和预警提供新的方法与技术
[12]。该技术也进一步拓展至珊瑚白化、珊瑚疾病等的监测和预警。
在微观生态方面,研究者多聚焦于珊瑚共生微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与功能、环境适应机制等方面。在珊瑚共生微生物多样性方面,研究者构建了珊瑚共生虫黄藻离体培养体系,实现了不同类属种虫黄藻的分离培养;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珊瑚共生虫绿藻的分离与鉴定,界定并报道了其新科、新属与新种分类单元
[13]。虫绿藻是我国学者新发现并命名的单细胞真核藻,隶属于绿藻门、石莼纲,包含全新的共生虫绿藻科、共生虫绿藻属及共生虫绿藻海南种
[13]。该类群是目前已知与珊瑚形成兼性共生关系的海洋真核藻类中分类阶元最高(科级)的新型共生藻类单元。该科模式物种藻细胞大小为8~10 μm,广泛分布于全球不同珊瑚礁区。与以往珊瑚礁研究领域广泛关注的共生甲藻(虫黄藻)相比,虫绿藻具有更广的温度耐受范围,具备辅助珊瑚礁适应全球变暖的潜在生态功能。在虫黄藻方面,相关研究借助高通量测序,系统分析了南海珊瑚共生虫黄藻多样性,丰富了已知虫黄藻的类群类型,并将虫黄藻的研究范畴从珊瑚共生体延伸至水体环境,探究了其在全南海大空间尺度下的扩散规律、遗传变异以及与共生宿主的交互作用,揭示出温度对虫黄藻纬度分布的调控作用
[14];同时解析了珊瑚共生细菌、真菌的群落结构及其关键驱动因素,并基于宏基因组学技术阐明了南海珊瑚共生病毒的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分布特征,初步揭示了其潜在功能
[15]。在珊瑚共生体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方面,研究者以虫黄藻为模式生物完成基因组测序,系统解析了甲藻基因组结构及共生互作分子调控机制
[16];相关研究揭示了不同系群共生藻介导珊瑚热胁迫差异化响应的内在机制,发现D属虫黄藻主导的鹿角杯形珊瑚(
Pocillopora damicornis)耐热性更强,但在非胁迫温度下,热敏感型C属虫黄藻可表现出更高的光合固碳效率,能向珊瑚宿主转运更多的碳以促进其钙化和生长
[17];利用无创侵染模型,学界阐明了溶珊瑚弧菌突破珊瑚菌群屏障、引发宿主组织脱落的致病途径
[18];同时揭示了珊瑚在热驯化过程中耐热性提升的核心机制,明确了昼夜节律基因转录在高温白化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蓝光与升温耦合效应对珊瑚热耐受性的正向调控、宿主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释放的潜在影响等
[19]。
珊瑚的无性与有性繁殖均取得进展。无性繁殖技术正广泛应用于珊瑚礁生态修复,如采用苗圃育苗结合人工礁体基底加固的修复模式,完成了涠洲岛30 hm
2受损珊瑚礁的修复,重点修复区活珊瑚覆盖度由5.1%提升至19.7%,鱼类和底栖生物量分别提升至修复前的6.7倍和2.3倍
[20];在海南蜈支洲岛也通过人工鱼礁投放、珊瑚断枝移植等技术,实现了退化珊瑚礁的有效恢复,显著提升了珊瑚覆盖度与礁区生物多样性
[21]。有性繁殖方面,开展了珊瑚性腺发育、排卵受精、胚胎发育及幼虫附着变态等关键生理过程研究。如基于涠洲岛丛生盔形珊瑚(
Galaxea fascicularis)从受精到幼体的研究,明确了丛生盔形珊瑚排卵期为4—5月,排卵后第9天幼体出现共生虫黄藻,1个月后完成变态发育,1年后幼体的平均直径为4.74±1.12 mm,且珊瑚幼体快速获得虫黄藻可以提高其早期存活率
[22]。
在珊瑚礁区碳、氮循环方面,研究者构建了融合立体视频调查、元素分析及统计建模的综合方法,定量评估了南海珊瑚礁区鱼类、珊瑚及沉积物的碳储量,得出南海珊瑚礁区的总碳储量介于25.73~121.99 Tg之间,其上限显著超过了我国盐沼生态系统的总碳储量(24.86 Tg),其中沉积物是珊瑚礁碳储量的主体
[23]。基于
15N同位素示踪技术,对南海北部涠洲岛珊瑚礁区典型底质类型的反硝化、硝酸盐异化还原为铵(DNRA)和厌氧氨氧化速率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各种底质类型均存在DNRA过程,不同底质类型的反硝化与DNRA速率差异显著,并与底质生理形态、有机碳与氮含量比值(C∶N)及共生藻密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富氮珊瑚礁的氮移除潜力高,但存在“饱和效应”,过剩的氮主要被藻类同化从而加速珊瑚藻相变
[24]。
在南海珊瑚礁区新污染物研究领域,实现了从初步摸底到深度生态风险评估的系统性跨越,实现了从近岸到远海珊瑚礁区的全覆盖。在研究广度方面,我国学者全面构建了微塑料、紫外吸收剂(防晒剂)、抗生素、有机磷阻燃剂和多环芳烃等多类污染物的全景图谱,证实其已广泛赋存于南海珊瑚礁区的海水、沉积物及生物(珊瑚、鱼类和大型底栖生物)之中
[25-28]。污染水平整体呈现近岸高、远海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来源不仅涵盖滨海旅游、海水养殖等局地人类活动的直接排放,还受到季风驱动下的大气长距离跨境传输影响。在新污染物对珊瑚影响机理的探索方面也逐步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认识。如已有研究揭示了珊瑚特异性的生物富集与防御机制,发现珊瑚利用分泌的黏液作为第一道物理防线大量吸附污染物,而共生虫黄藻对有机污染物的富集能力甚至远超珊瑚宿主本身
[25,27];其次,学界逐步阐明了深层致毒与载体机制,例如微塑料不仅引发物理性摄食干扰,还发挥“特洛伊木马”效应,将病原菌和有毒化学物质“打包”带入珊瑚体内引发病变
[29];防晒剂中的苯甲酮等物质则会引发珊瑚DNA损伤和严重白化
[30],并且不同组分的防晒剂对珊瑚的毒性具有差异性,以ZnO为主要成分的防晒剂首先影响珊瑚的免疫通路,而以TiO
2为主要成分的防晒剂则首先影响珊瑚的能量供应
[31];此外,复合胁迫研究证实了“危机倍增”效应,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海水升温等环境压力会与新污染物产生协同作用,将显著放大致毒效应,加速珊瑚死亡
[32]。
珊瑚礁地貌研究由传统的现象描述转向地貌动态过程的定量监测与驱动机制的探索,并逐步关注生物过程与地貌演化的耦合机制。传统的研究多聚焦于礁前坡、礁坪、潟湖坡、潟湖及沙洲等经典珊瑚礁地貌特征的描述。随着高分辨率遥感技术在珊瑚礁研究中的应用,珊瑚礁地貌的识别精度显著提升,相关研究也进一步拓展到水下地形、生物地貌以及灰沙岛、海滩、植被等地貌要素动态过程的精细化探究;同时,机器学习与成像光谱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对珊瑚、藻类及海草等生物底质的识别能力。迄今,学界已经建立了基于遥感影像的珊瑚礁区水深
[33]、活珊瑚覆盖度
[34]、地貌及其边界
[35-36]、珊瑚礁面积
[37]等的识别方法,而机器学习、水下摄影等技术方法的融入
[38-39],进一步提升了遥感技术在珊瑚礁研究中的应用效能。如Zuo等
[40]基于激光测高数据以及多光谱影像,构建了一种基于地貌分区的多参数水深反演方法,得出多波段比值模型适于礁坪、浅潟湖和点礁的水深反演,而二项式模型则最适于礁坡、深潟湖的水深反演;Liu等
[41]基于遥感影像反演了1989—2019年间南海珊瑚礁灰沙岛的变迁历史,得出南海灰沙岛在过去30年间面积缩减而岛上植被面积增加的结论;Huang等
[42]基于竞争性藻类生长存在明显季节性变化的特点,构建了可从影像中区分活珊瑚与竞争性藻类的红绿波段归一化差值指数,并建立了竞争性藻类和活珊瑚生长分布区面积的估算方法,可用于评估竞争性藻类对珊瑚生长的压力,同时有效指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
在珊瑚礁地质方面,近十余年来,我国在南海诸岛区实施了西科1井、琛科2井、南科1井等多口千米级全取心钻井,钻穿南海珊瑚礁礁体,获取了珊瑚礁下伏基岩与记录南海珊瑚礁发育全过程的岩心样品。通过岩心分析,得到了基底岩性与形成年代、珊瑚礁起源-演化过程、成岩作用及古环境变迁等多方面的认识。如基于西沙群岛琛航岛琛科2井(进尺总深度为928.75 m,其中上部873.55 m为珊瑚礁碳酸盐岩,下部55.20 m为火山基岩)开展的研究
[43],重建了过去约2 000万年来南海珊瑚礁的起源与演化过程,得出如下认识:琛科2井的基岩为玄武质火山碎屑岩,火山喷发的最大年龄为35.5±0.9 Ma(锆石U-Pb年龄),珊瑚礁发育的起始时间为19.6 Ma,琛航岛全新世珊瑚礁起始发育时间为7 900年前,全新世珊瑚礁体厚度为16.7 m;在整个珊瑚礁剖面中识别出11个间断面,指示过去2 000万年间至少出现过11次明显的海平面下降,导致珊瑚礁体出露;琛科2井钻遇的晚中新世地层发育厚达210.5 m的块状白云岩,由高钙白云石和低钙白云石组成,形成于正常或被轻微改造的海水环境;造礁生物方面,珊瑚在整个钻孔岩心中总体上起主导作用,而珊瑚藻、仙掌藻、有孔虫、软体动物壳(腹足类和双壳类)等也分别在不同层段起过主导作用,该现象可能与不同沉积相带有关。在成岩改造与珊瑚礁岩的年代框架构建
[44-45]、白云岩成因
[46-47]、造礁生物组分的环境意义
[48]等方面,相关研究均取得了新的进展,为深入挖掘珊瑚礁记录的长时间尺度的环境演变信息奠定了基础。
珊瑚高分辨率环境记录方面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型地球化学指标的开发与应用,示踪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海洋化学组成的显著变化。例如,已有研究利用珊瑚骨骼有机质
δ15N值重建了人为排放氮的变化历史,识别出人为氮排放对远洋环境的影响
[49];利用珊瑚Pb浓度及其同位素组成重建了历史记录,揭示了含铅汽油遗留的长期影响和环保政策的有效性
[50];利用珊瑚
δ65Cu和
δ66Zn证实了人为活动可以深刻影响海洋微量金属的地球化学循环
[51];利用珊瑚
239,240Pu含量阐明了核试验场释放的放射性污染物的迁移规律
[52];探究了珊瑚共生体不同组织部位(宿主软组织、外骨骼、内骨骼)中脂肪酸和甾醇的分布、含量及单体碳同位素组成对温度的响应特征,初步揭示了珊瑚脂质中的气候信号
[53]。二是传统珊瑚地球化学指标为解决现代海洋与古气候研究中的诸多热点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例如,已有研究利用珊瑚
δ18O同位素重构了百年以上的南海贯穿流总体流量的变化序列,发现信风加强导致其急剧减弱
[54];利用珊瑚生长率和
δ18O重建了7.4 ka时期海表温度,为破解“全新世温度之谜”提供了高分辨率证据
[55];利用珊瑚Δ
δ18O月变化梯度识别其对台风降雨的记录能力,进而重建了南海热带气旋历史
[56];基于珊瑚块记录古风暴活动的原理,重建南海北部中晚全新世台风活动,得出西太平洋南、北半球以及低纬度与中高纬度地区风暴与台风活动存在“跷跷板”现象的结论
[57]。另有研究利用珊瑚 Sr/Ca重建了东太平洋冷舌海温指数时间序列,发现其存在快速增暖趋势
[58];揭示了珊瑚
δ13C具有记录日照信息的潜力,并重建了月分辨率光合有效辐射变化历史
[59];基于珊瑚年生长纹层,重建了覆盖时间跨度2203年的中晚全新世年分辨率海表温度与ENSO活动演变历史
[60]。
珊瑚礁工程应用方面的研究,已从经验分析迈向宏细观机理揭示、多场耦合分析与智能预测的新阶段,在岛礁地层探测、地基评价、珊瑚钙质砂理论、礁灰岩理论及工程技术应用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南海岛礁吹填工程更是推动了本领域的快速发展。如张晋勋
[61]基于印度洋珊瑚砂的测试,研究了珊瑚砂的工程特性,探讨了远洋岛礁吹填造陆、吹填陆域护岸工程、吹填陆域机场跑道地基处理等工程技术;孟庆山等
[62]基于南海珊瑚礁区的研究,总结了珊瑚礁砂混凝土结构物在复杂热带海洋环境、恶劣海况条件下发生的多种损伤模式,分析了该混凝土工程的性能及热带海洋环境下的耐久性,揭示其在不同损伤模式下的演化规律及其损伤机制,提出了对应的性能提升技术和工程处置方案。
发展珊瑚礁系统科学,服务海洋强国战略!